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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时间一起构成人们的生活坐标，这是普遍的社会生活事实。当人们将意义投向空间，开始赋予其价值、并对自己独特的栖息地产生情感上的皈依意识之时，空间就成了“地方”。它同时关乎自然环境、科学对象、原住民家园、自然景观、城市图景，在现代生物地域主义这里，“地方”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正是自然文学思考的核心。

在自然文学的理论中，地方不是一种物理位置和空间关系，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理论或方法，更像是一种过程，一种状态，反倒不像是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实体性、本质性的，而是状态性的，是处于进程之中的。

(资料图片)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伟大的艺术就是处理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的、转瞬即逝的价值。”一个人是否了解他所处的地方，取决于他是否了解这个地方的动植物，是否了解他脚下的那片土壤、那方水土，这些都是建立“地方感”的基本条件。吉尔伯特·怀特有关塞尔彭的博物学写作，约翰·缪尔创建的塞拉俱乐部（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保护荒野为主的民间组织）；爱德华·艾比一直在犹他州沙漠地区担任国家公园管理员等等——这些保护与恢复生态的尝试，在当时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方”。梭罗、普列什文、约翰·巴勒斯等也都曾扎根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地方”，在孤寂的氛围里进行日复一日的艰苦实践。

这些“地方”多非风光旖旎之地，在大众眼中其实并没有经济价值，甚至连审美或猎奇的价值都没有。比如位于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乡，是因为多沙，才俗称“沙乡”，那里没有“优美崇高”的山林湖泊，那里的沼泽地难以涉入，荒芜的沙地不适于种植，既难以吸引旅游者，连靠谷物为生的农民也不愿进入——“沙乡是贫瘠的”；利奥波德总是这样感慨。他们的创作也没有要为地方代言的野心，仅是表明作家甘愿长时间献身于地方，单纯从植物生命、气象特征、季节变化等角度来研究地方的生存环境。

从达尔文之后，科学才开始从一种涉猎宽泛的业余爱好变成一门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而现代科学形成的原因，在知识层面，正是奠基于欧洲海外扩张引起博物学知识的迅速增长，以及某些重要工具的发明，如显微镜等等。与博物学相通的地方性写作，致力于拓宽人们认同的范围，提升人们对环境事务的关注意识。相关的生态思想实验，其目的是促进人类意识的升华，在固守中发展新的自我认同模式。

“地方”并不独立于其它的地方之外，并不独立于其周遭的植物、动物、风、雨、河流之外。人为导致臭氧层损耗的后果覆盖在整个南极洲，而所有臭氧损耗的化学物质都是在北半球释放。气候变化，是由很多零星的地方行为造成，然而影响却是全球性的，有时候和起源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空气污染不会在工业城市的边界停止，就如同濒危动物也不会总是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它们会走出人类打下的界桩，自由迁徙。

每一片来自某个地方的树叶，最终都将遵循着整体的秩序而飘落。脚踏实地的地方感，与仰望星空的宇宙感，可能是同一种东西。植根地方的人比植根宏大观念的人，对地方的认知和关爱都更为深刻与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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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瑞士特伯尔地区一直保持着社会和生态的大致稳定。从中世纪到近现代以来，都成功地将外来社会变迁的飘摇风雨拒之门外。这归功于这个乡村集体在14世纪发展出一套特殊的灌溉系统及牧场规章制度的完美设计。菲律宾北伊罗柯斯省伊洛卡诺地区也有类似的灌溉社会。实际上，这些曾经苦心持续发展了数个世纪的社区，只是在全球化浪潮实在无法抵御的时代才开始走向衰落。当地的人们获得了与文明共进的机会，开始与大多数人一样谋虚逐妄，不知是幸事，还是令人叹惋？

全球化其实并不自今日世界开始。上溯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空间就逐步以观念的对象化为导向、以系统范式进行运作，但星辰大海般美好的愿望与意志似乎永远无法落实，个人除了“适应系统的目的”别无选择，所谓的“进步、公有”最后都成了乌托邦式的愿景。

常有人会误解，认为地方感会带来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自私的地方团体，为保护自己的环境利益甚至不惜反对社会进步，如是等等。类似的还有来自“环境正义”主义者更加诛心的质问：“鼬鼠黑黑的眼睛与贫民窟中即将被污染的环境夺取生命的孩子刚刚闭上的双眼相比，哪个更能触动人的灵魂？”

但在实际上，地方性才是对资本天然的无意识的反抗。“有些人的行为表明他们要在一个地方迅速地挣钱，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贪婪与自私恰恰是全球化带来的恶果，而不是地方性思想所造成。正如达尔文所说，道德起源于将人群组织成社区的本能，也可以看作是利他本能。利奥波德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个人农场），将社区的概念进行延伸，促进了从传统伦理到环境伦理的变革。

“地方”体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地方经验的独特性和永恒性，无声支持了个人与社会群体多样化的各种实践。地方性的核心要素不是唯地方的保守主义，而是对当前全球空间均一化的一种反拨。地方并不是对社会空间、社会范式的对抗与疏离，相反，人们正可以凭籍着地方认同，全面修复人地关系。

地方的营造不是铁板一块的原则践行，而是建立在不断修正和彼此适应的基础上。人与地方相互定义彼此，人是某个地方的人，地方是某些人的地方。“地方”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现代工商文明价值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西方理性主义进行的反思；它与激进的政治“本土意识”，如欧美的保守主义右派，甚至与“深绿”生态乌托邦，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分野。

布伊尔在《环境的想象》中通过大量的文学事例证实，无论是何种性别、种族和阶级，对于自然的喜爱都呈现出某种共性。现代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而自然共同体才是持久与真正的共同生活，它真正实现了对性别、种族、阶层等取向的超越，适应自然定义的地区和大小适度的共同体，才是人类文化最好的发展方向，生态地区是自然演化与社会进步的标准，而不是例外。

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多层次的，彼此都在不断的变化中反馈、调适。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空间世界，是一个个不同的地方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地方的构成是多元的，不能用固定的眼光视地方为被划分了的特定区域，“每个地方，每处景观，都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地方当中，就像鸟巢一样”（汤姆·林奇《热爱干燥：西南文学生态批评探究》）；这是一种“庇护所”式的空间，也是与人类世界相伴而生的家园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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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是陆地上最遥远的地方，没有行走的痕迹也没有路标，是可知世界的尽头。这是荒野地区所独有的“冷酷神秘主义”。可怖的奇观既烙印着启蒙运动的崇高概念，又代表着人类意义上灰色空间的固有模式，与人内心的野性有着经久不息的响应。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石庙让石头“第一次在世界中显现出来”，在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中，我们能看到沙漠如何显现其自身，看到植物的演替，看到一个空间的荒芜与繁茂，看到荒漠的风光旖旎、元气充盈，荒芜而枯竭的反倒是人类自身。沙漠丰盈的内在性，使奥斯汀的地方性写作显现了一种“忘我的辽阔”。这使她更善于聆听，更容易将自我置于谦卑的位置，在写作中体现着一种“与物共适”的生命共同体观。

按罗兰·巴尔特的话说，荒漠只能是一处零度风景——这个“零度”不是指不存在生命，即使在世界上最热、最死寂的死亡谷，也存活着九百到一千多个物种。而且沙漠是有“温度”的，有很多人会选择在沙漠周边定居，就是为了借助沙漠充足的阳光和干净的空气治愈肺炎痼疾。“零度风景”是专门针对人而言的，意指那里没有人类的参与或干涉，其变化完全是通过自然演替过程实现的，是从自然而来的自然。

沙漠是一个空间概念，是“野性自然”，甚至是“自给自足、具有自知性的生态系统”。我们在此可以领悟到一种“地方”的喻意：它不能用高墙等实体或者其他方式围合起来，所有人均可随意进入，也并没有进行准入上的苛刻要求，无论来者贫富贵贱。然而，开放又仅仅是表象，沙漠同时又是严密的封闭空间，它的内部暗含着排斥。它地处偏远，意味着无序、威胁，普通人一般都敬而远之，就算乘愿而来，也难以忍受内心的焦虑与恐慌，想要抵达深处或窥其堂奥都殊为不易。

沙漠这样的“地方”，既有制约，又有自由，既象征庇护，又鼓励冒险，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矛盾，昭示着荒漠是一个自主运化的生态区域。它代表着自然权威强力而纯粹的体现，要么对人类意志不予理会，要么充满敌意。

自然与人的关系只有禁锢和开放两种，也就是说要么身在其中，要么置身其外。尽管看起来没有边界与籓蓠，但沙漠隐含生死变迁，内部险象迭生，独怀生灭之道。它是有自主意愿的、能支持人类和非人类特殊的生存需求。它同样拥有地理、气候、水文、生态的特点，是人类能力缺席后的延伸，或者也是人类机制失灵后的隐喻性图景。

在《少雨的土地》中，奥斯汀将早期移民者所提供的地名，换为当地印第安原住民的地名，用当地的语法习惯描述当地的自然环境。“歌唱那些在巴比伦河畔坐下、由于想起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而哭泣的希伯莱人的圣歌，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不仅限于一个孤独的先知者”；“地方”才是文化与自然共存的基本空间，在荒漠中，奥斯汀如同婴儿恬然蜷居于母腹之中一般惬意。她将对沙漠植物的书写贯穿每一个章节，告诉读者这里不是不毛之地，而是充溢着灵动、寥廓、宁静之美，荒凉遥远的旷野，逐渐衍生出一种精神超越的哲学意味：

“沙漠让一个人付出的全部的代价都是有偿的，那深沉的呼吸，深沉的睡眠，以及群星的融洽无间。在夜晚的停顿中，它以新的力量与人遭遇，它让你相信占星术都是沙漠哺育出来的。你很难逃脱被控制的感觉，当群星在广阔清澈的天宇移动，清楚地升起和落下。它们显得很大，清澈而颤抖；仿佛带着庄严的、无需宣布的使命在移动。”（《少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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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犹如陶器的颜色，树木好似颇具忧伤气质和浪漫情韵的航船，芳草萋萋的旷野，如同“另一个精致的净化过的欧洲大陆”。康拉德面对非洲这片土地曾发出宏愿；要让“每个贸易站都应该像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也希望用一种原始甚至于野蛮但充满生机的力量，去拯救欧洲失落的文明。

但康拉德的地方性写作，终究未能走出殖民话语的藩篱。《黑暗的心》披露了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空间扩张，在鞭挞殖民主义侵占土地、消除地方性的同时，对于当地人承受的历史痛苦，却唯有掩面而去。作者对当地人同情但却缺乏尊重，怜悯中带着些许轻蔑，始终难以克服自己作为白种人、欧洲人的种族身份，因而无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传统中对黑色大陆和黑色民族的恐惧和排斥。

是否所有的“地方性”问题，永远只能选择采用财富、权力、科学计量的方式进行消解，永远只能处于有待拯救或改造的位置？时隔一百年后，芭芭拉·金索沃从女性叙述者的角度，在《毒木圣经》一书中勾画出另一个古老的、有机的、现实的刚果，生机盎然的土地成为主角，“地方性”知识与情感获得了叙事的主体地位。白云苍山，茫茫荒原，作家力求用“透明的眼球”，用真正的凝望，彻底恢复视觉的真实，恢复自我的感知力和生态知识，壮观和肆意的土地这才开始在视野中奔放舒展，文本才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殖民属性。

写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建造：人类通过写作，建造着地方。“地方的再现”应是地方性写作与艺术创新的基础。用文字描画的非洲景色以及作家创造的浪漫式奇遇，都源于对非洲地方性的深刻感悟和领会。艰苦环境使金索沃逐步形成一种理性的洞察力，而不是满足于感性体验的获得，即使在远离自身母体文化的陌生背景中，也能在各种相异的事物中领悟到隐藏的含义。

从《黑暗的心》到《毒木圣经》，我们看到了发自内心的地方性寻求，那是“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根植于地方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是与土地生死相伴，同时深受山水、族群特性影响的生活理解。

对非洲的“改写”不是为了颠覆，只是为了说明土地有自己所属民族的悲欢故事与族群神话，而“地方”不是可资赏玩而又能随时抽身离去的“地方风情”和“异质经验”。这样的书写才能引领自然文学走出衰败论叙事的套路，开启探寻历史与未来更深远真意的崭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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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真态的怀乡病，一种对总在家状态的本能渴望”（诺瓦利斯）。“家”与“故乡”是人类获得独特本土知识的最初之地，按地理学家皮特的说法，是“自然地、不加故意地体验生存”；也是培养“自然修养”的开始。它含蕴着一个人的记忆和地方经验升华出的精神光晕，并让他们找回在现实世界中失落的本真存在。只有这样的“场所”（地方），才是能够自主践行理想，与主流社会生活、阶层等级保持适度距离的宁谧场所。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才能终结永远处于漫游之中的无家状态，才使真态的家和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

地方性书写在“家”与“故乡”之外，为我们提供展开自然与人生这本大书的崭新维度。人在地方这样的思想空间中，在地方性的经验环境与内在感受的互动生成与更新中，重新挖掘，重新审视，重新出发。从对地方性的认知与理解开始，我们会慢慢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感受，以及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能够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能够换一种思路去理解我们所遭遇的时代问题。

布伊尔、海斯、林奇都曾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地方不仅是“观看世界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世界向我们“显现自身”的方式。我们在探究人类生存问题之时，应先有一个深化地方认识的前提，之后才会有比以往更广阔的生命感受。

地方改变着人，人也改变着地方。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地方不是某个幽闭空间，而是诞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它将安全与舒适、物质与精神、保守与进取、简朴与丰富、自然与人为等，最大程度地耦合起来，回归地方既是一个祛魅化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认知重塑、有如初识的温暖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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